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继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首度开设“政治关键词”专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二度推出“政治关键词”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四史”关键词。

今天刊发“四史”关键词第65篇，关键词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大会的酝酿与筹备

1977年5月，邓小平在正式复出前，同中国科学院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提出科技战线拨乱反正的指导方针，尤其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为了动员全国科技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7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人汇报科技工作。会上决定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统一对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并奖励有贡献的科学家，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6月20日至7月7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并系统地揭露了“四人帮”对科技工作的破坏。为尽快恢复科研工作秩序，会议决定，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取消院、所两级的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学术委员会；科研和各专门学会要逐步恢复；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对学非所用、安排不当的科技人员逐步予以调整；对冤假错案尽快复查改正；保证科技人员每周5/6的业务工作时间。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决定在1978年春召开大会，要求各级党委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抓紧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迅速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就在同一天，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方毅任主任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恢复了这一统管科研工作的领导机构。

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为给科学大会造势，华国锋、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为大会题词献诗；各地和各部门积极进行全国科学大会的宣传和筹备工作，多地召开广播动员大会、张贴宣传画等，特别是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及其成果得到表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在当时称为流行语。经过大力宣传，国内社会开始正视、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创造了极为正面的社会舆论。

会议拨乱反正、凝聚共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共计5586名代表出席。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定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他在会上着重阐述了科技发展中的思想认识、人才培养和党的领导三方面问题，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且作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一重要判断。他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作、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特别是，邓小平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性质作了新的定义：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这就恢复了党在1956年和1962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这是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也是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基础。

另外，邓小平明确提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是通过计划来领导，做好后勤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他还深情地向与会的科技工作者们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这一席话引起与会科技工作者的强烈共鸣，这背后是时代的声音与社会的共识。

在会上，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方毅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讨论并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战线的工作任务；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部分代表作了发言。

我国科学事业展现出春天景象

3月31日闭幕式上，通过广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作了书面发言。他饱含激情地写到：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这番话，真切地抒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声。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创新发展。全国科学大会确定了发展中国科学界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科技工作走向正轨、实现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广大科技工作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技交流的大门被打开，中国派出部分科学家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派遣并鼓励留学生到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留学。国家也加大了对中国科学院的基本建设投资，到1978年底，科学院的独立研究机构由1976年的64个增加到110个；明确了由科学家担任领导的治理体制，科学家逐渐走向大学、科研机构的管理岗位，确立了新的管理体制；党中央发出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变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的科学事业，开始重新展现出春天的景象。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